「将责任归于前朝」，素来为新朝新政重新出发的妙计。

谁也知道董、曾两位特首的权力来源在于北京，因此特区政府继续往左倾斜的路线，应是坚定不移的决定。

所谓「左倾」，在香港大约有三层意义：(一) 同情基层 -- 当初董特首推出「八万五公屋政策」用意是不错的，体恤民间疾苦，免受高地价政策的剥削，可惜手段太急进，使得地产泡沫提早爆破；(二) 不吝用权威 -- 大概是受「专政」与「父权」传统的影响，所以董特首主张「强势领导」，曾特首亦念念不忘「如何表现大有为」；(三)轻视专业知识，或者最多将知识视为上位的工具 -- 也许前者系出自无产阶级的认知，后者却是重功利、近利、私利的小商人性格使然。

因为有「利」字当头的缺省前提，令许多人读书不求甚解，使得理念在落实的途中，抵挡不了来自功利、近利、私利的压力，结果不能坚持原则。反映「读书不求甚解」在前朝的例子，有董特首「老汉骑驴」式的四处听取意见，然后修正、修正、再修正，弄到政策里外不成型、前后不一致；在今朝的例子，便是曾特首选择性地「恃民调，小改革诉求」(1)。

老实说，「读书不求甚解」非两位特首独有、独创，也符合香港讲求快速搞定的价值观，但是领导的责任不能因此而免除；由上至下的家长式领导风格，有些关系，但也不一定是施政落马的主要因素，说到底，政策的核心品质 -- 理据空洞或者薄弱，禁不起挑战，才是关键。

宿儒唐君毅曾言：「人自觉地有担负，无论是哪一面，总是痛苦的。」(牟宗三，生命的学问，页6)，合理地解释了古今士大夫为「先天下之忧而忧」而承受的痛苦。现代知识份子接受儒家积极入世的主张，自愿背负十字架，要对社会尽责，但是在「时不我予」的时候，责任往往变成了痛苦，当此之际可用斯多葛学派(Stoicism)的宇宙观来对冲 -- 从造物者的角度，把企图复兴某某的主观意愿，只视为成就条件之一，对于成就不足者便任其自然流失。将过份投入的社会责任感抽离一部份，然后走向道家的「收」、「藏」、「顺势」之路。

发表从政感言的前中央政策小组顾问练乙铮，表示为「浮桴记」一文系他最后一次为香港尽心(2)，显然在行为上选择了「收藏」，在心里头还是介意得很，走到天涯海角，仍然放不开一颗关怀家国的心。

而道家主张的「收藏」、「无为」，非绝对质。如今香港「时不我予」的气势如虹，却还有一帮谔谔之士甘受无理轻薄，仍然提出有质素的建言，(比如民调重量级人士钟庭耀对民调方法论(3)的看法，与政协刘乃强的政改两院制(4)主张)，识货之人应该珍之，重之，因为仅管主观的自我感觉可以继续良好，客观的知识运行定律、完成复兴的条件却从来不会因此而改变。

香港学习高度自治用了7年的时间「摸著石头过河」，以后是否不再犯「过于主观」的错误，让专业知识先行，还须看曾特首的自我期许是在做事？还是在做官？

附录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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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06/28/2005, 雅虎香港-明报, 曾打民意牌先经济后普选 称GDP增4.5%可考虑减税

2. 06/13/2005, 信报, 练乙铮, 浮桴记 -- 谋府生涯六载事与思.17 之 1

3. 06/28/2005, 港大民意网站-信报, 锺庭耀, 曾廕权政府是否尊重民调？

4. 08/8/2004, 刘乃强, 04052004是认真理性对话的时候了